刘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

从十七条协议文本中对西藏人民权益保障、社会发展内容的规定，到民主改革、改革开放、新时代西藏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都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以西藏各族人民幸福为本，促进西藏社会发展、富民兴藏与长期建藏的决心和政策是一以贯之的。

应当说，这种结构性的理论模型较之上述线性模型可以更好地划分监察机关和其他机关、单位之间的管理权限，由此更好地发挥《政务处分法》双轨惩戒制度的作用。[50]参见姜涛：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重大问题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97页。

公职人员在从事公务的同时也可能在从事劳务。内部在此处是重要的关键词。工作责任制则意在反对官僚主义。作为监察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处分法》也是为加强权力监督，维护政治信赖服务的。与一般贪污案件不同，对于公职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是否存在《政务处分法》第39条所列行为及其实际后果，监察机关也不容易得到较之公职人员所在机关、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更为妥善的结论。

这固然可以说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可能和监察机关的上述倾向有关。实际上，早在列宁那里，本文上一节所谈的贪污受贿行为和本节要讨论的所谓拖拉作风就已有区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论也持有类似的立场。

(14)  李忠夏教授认为，犯人的通信自由同样应该得到保障，在宪法未修改的情况下，监狱对罪犯通信自由的限制，如果出 于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只能依据程序，提请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来协助进行。既然宪法本身在同一条款都能容纳同一语词的不同含义，则对《监察法》第25条的合法宪法解释虽然导致检察机关的文义前后不一，但考虑到这种解释既能促成立法的合宪，且合乎修宪者令监察机关有效行使职权的意图，因此这种解释似仍有宪法上的相容性。(57)  M. Letourneur R. Drago, The Rule of Law as Understood in Fr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7:147- 151(1958)，转引自前注  ，芦部信喜书，第 24 页。这是因为，在这个条款上不仅出现了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第一件具有实质意义的宪法解释，而且这件宪法解释所采用的方法，其实就是合法宪法解释。

如，在对《宪法》第100条中的制定作这样的解释后，它的含义就与《宪法》第116条中制定的含义有所不同。例如，就地方立法权扩张而言，《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确存在与宪法的不一致，但合法宪法解释却将这种不一致转换为对宪法文义的新理解，也就是将《宪法》第100条中的制定，解释为既包括制定，也包括批准。

(46)  前注 (30)，吴庚书，第 357 页。合法宪法解释具有发展和改变宪法含义的功能。例如，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31条制定港澳基本法，这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自然过程。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2018 年 6 月 22 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既然修宪者授权立法者界定公安机关的范围，而上述几个机关或者实际从事案件的侦查，或者本身就属于警察机关，则作为宪法解释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它们归类为宪法上的公安机关，当具有宪法上的相容性。合宪性审查事关法律、法规的效力，出于法安定性的要求和对立法权的尊重，各国都发展出了一系列方法来限制审查机关的违宪判断，如，德国法上的合宪性解释方法，美国法上的宪法回避理论。而合法宪法解释是以法律解释宪法，属于逆向的以宪就法。

(10)  许崇德:《中国宪法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 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合法宪法解释的价值：在宪法与法律的碰撞中，经由立法的冲击和启发，使人们对宪法文本的含义产生新的认知。

(36)  王贵松:《宪法概念的认知方法及其反思》，载《浙江学刊》2006 年第 3 期，第 26 页。这种解释虽然与宪法条文的通常含义有所不符，但能促成《邮政法》第4条合宪。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决定没有对宪法上的公安机关作文义上的严格解释，而是作了某种程度的扩张。如前所述，为化解《证券法》上的违宪疑虑，需要通过合法宪法解释的方法把宪法上的通信限缩于通信的内容，而将通讯记录等外在信息排除在外。当然，这里的清晰只是消极性的：因为这里并没有积极地说明通信是什么，它只是消极地说明通信不是什么。(49)  参见胡锦光:《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 页。201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它的职责之一就是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近年来颇受宪法学界的关注。

例如，德国魏玛时期的学者安许茨曾明确指出，宪法并不是比普通法律位阶更高的规定……宪法也并不超然于立法权之上，反而是后者得处分的对象。那么，它们之间有何区别呢？本文认为，其区别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也正是合法宪法解释的两处实益。

《地方组织法》此时已呈现出与宪法的某种不合。例如，宪法上多次出现的国家一词前后就有着不同的含义。

合法宪法解释虽有回避违宪判断的功能，但它仍有其运用上的条件和界限。在职务犯罪的存在没有改变，国家查办职务犯罪的需要也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时有权检查公民的通信，而承继此类职权的监察机关却不能检查公民的通信，令监察机关不能有效行使此类职权，这恐怕既有违于监察体制改革的初衷，也不符合尽量作有效解释的法律解释学原理。

   四、通过合法宪法解释的宪法发展 合法宪法解释的要义，在于它使宪法经由立法的冲击而产生新的含义，就此而论它也是宪法发展的一个路径。当然，合法宪法解释并不是能化解所有违宪疑虑的万金油，本文试图通过这些实例，一并论证合法宪法解释在适用上的条件和界限，并对合法宪法解释与通过立法发展宪法的论点进行必要的对比。这里的逻辑是，国家安全机关在名义上虽然不是公安机关，但因为它负责办理有关间谍、特务的案件，因此具有公安机关的性质。(58)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将《宪法》第 40 条上的检察机关解释为也涵盖监察机关在内，会导致检察机关的 文义前后不一致。

从严格的文义看，《监狱法》第47条的确存在不符合《宪法》第40条的嫌疑，但不宜仓促认定这个法条违宪。按照该法第180条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财产权登记、通讯记录等资料。

其实，无论是优先地位还是最后的序位，这两种说法指的是一回事，都是指宪法对法律解释结果的终局控制作用，即当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确定后，可再以合宪性解释，审核其是否符合宪法之基本价值判断。通过立法发展宪法这个表述本来就有点含混不清：形式上只是法律，却发展了宪法。

   （一）合法宪法解释的例外属性 对合法宪法解释的讨论离不开对它与合宪性解释的比较，所以这里先从合宪性解释说起。参见宓雪军:《半立法权探讨》，载《中国法学》 1991 年第 6 期，第 43 页。

这两部法律规定的通讯记录，也即通常所谓的通话记录，它是指通信用户的通信行为在运营商交换机里记录的各种信息，例如通话机组各方的号码、通话时间、通话时长、用户姓名等等。合宪性审查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有学者虽然不赞同半立法权的提法，但也承认从立法形式上来看，批准权应属于法规 制定权的组成部分。(13)  参见唐忠民:《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的两个问题》，载《法学》2007 年第 12 期，第 16 页;温泽彬:《服刑人员 信件检查的宪法分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 75 页。

从原则上说，发展和改变宪法含义当属于修宪者的固有职权，理当受到解释者的尊重。但这种消极界定自有其价值，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界定，将一些具体的案例从一条被过度一般化的规范的适用范围当中分离出来，规范的精确性将有所提高。

但这种因合法宪法解释而导致的张力也未必不能视为解释者向修宪者发出的呼吁，修宪者于此可以综合判断是否有必要修改宪法以消除此种张力，因此可以说合法宪法解释仍保留有对修宪权的基本尊重。以宪法来调控法律，这是法秩序本身的统一性要求，也是宪法最高性的体现，合宪性解释的优先地位正来自于此。

实际上，即便就1982年宪法的原有文本而言，它也存在相同文字应作不同理解的地方。与合宪性解释不同的是，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属于逆向的以宪就法，因此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须接受宪法上的再审查。